其内容包括人身人格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后者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重要内容,它以1996年为界,经历了先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并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样两个发展阶段。但是，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
权利与义务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权问题，法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这些法律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十分密切，因而难度很大。这是建国后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虽然他在这里没有具体分析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但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是主张法治和反对人治的。这种归纳未免有失偏颇，但也足见其重要。
四是法律工具主义——否认法律的伦理价值，仅仅将其视为工具。这同古代法律的作用与目的有原则区别。在制定一部党内法规时，可能涉及到好几个部门的职能范围。
这一原则就是要使党行使公共权力的一切行为，纳入法规范的轨道。这在新条例当中就反映为更多地要对科学规律进行把握，对专家意见进行吸纳转化。具有更强的党内及民意基础的好处就在于：第一，最大程度的回应性，并且吸纳整合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意见，使得法规本身的民主性、公共性品质大大提升。因此不是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必须是在法规本身的规范射程之内，超出这个范围，解释是无效的。
这四级之间在总体效力是递减的。这些原则多数来自国法体系中的既有原则，但也有部分专属于党内法治的原则，比如党员义务本位原则。
我们知道党本身并不是自给自足的组织，党只有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事业，党只有在配合国家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当中，才能够取得自身的合法性，取得自身的法规建设的正当性。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点不足。从政协角度对中国式多党制的学术研究，参见高全喜、田飞龙：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然而，这些经由党的领导原则衍生而成的权力现象和制度现象并未获得法治原理的有效检验和法治规范的有效制约，导致法治中国呈现出不完整、不成熟甚至不自主的面向。
所以党的立法特别重视法制统一，不仅在党内法规制定当中要求各级党组织层层审查所要制定的新法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是否符合上位的党内法规，而且还进行了事后的把关，就在备案的过程中，进行事后的审查。同时要落实程序化的要求，要求党的建设按照法定的步骤、程序、方式，有序地展开。但是以后如何对它进行备案、审查，还有待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强世功：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对白轲教授的回应，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20 党史的正统叙事模式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史和政治斗争史，而相对缺乏对党的规范治理面向的评估、反思与检讨，在法治转型的背景下，正统叙事的历史价值和实践价值都可能遭到削弱，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18因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充分澄清依法治党的法治定位，考察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历史演变与基本经验，解析两部新条例所架构的党内立法科学体系，以适应这一全新的法治中国发展阶段。
这些社会科学领域围绕中国经验的解释理论其实都间接触及了党的领导理性化的问题，但并未在严格的法学视角下予以审视和建构。它是对一部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从大类来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包括两大部分，党内法规和党内制度。比如对专家意见，并没有要求在草案的审核批准阶段进行要点性的审查以及对审查之后是否进行采纳进行理由公开。这在我们国家立法当中也是经常使用的，就是所谓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或者委托起草制度。8将党的权力纳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之中，通过规范的党内立法而不是既往的政策、口号方式来治党和治国，这是中共执政思维与治理文化的重大变迁，是党模范遵守宪法与法律的积极表现。第十九条还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的时候，应当注意听取党代表大会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就是说专家论证已经被新条例确定为党内法规起草必经的一个阶段。起草阶段完成之后，就是由起草机关来提交制定机关进行审批和发布，经过审批、审查，并且进行一定的修改合格之后，进行正式的发布，发布即具有党内法规的效力。
所以与宪法法律不一致的也要退回去重做。规范冲突解决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确保党员以及党组织的公权行为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运行。
比如，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这又包含三个子原则：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再次是条例，这不是对党的组织和行为进行全面规范，而是对某一重要领域、某一重要关系进行规范，属于更加具体化、专门化针对某一方面的工作领域或者事务的规定。最后是是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它们是党内生活的具体规定，规范内容为党的某一方面重要工作或者重要事项。
总体而言，打造制度之笼的政治决断实际上全面吹响了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制度化建设的号角。28第五个基本原则是党的建设法治化原则。26 可以比较文革时代，国法不存，党法亦不可能存，因为就治理规律而言，在解消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严峻任务之后，追求客观理性的规范治理就是必由之路。第十六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就是在起草阶段，关于立法的调查研究，可以吸收相关的专家学者参加或者委托专门的机构开展。
一个有着长期丰富执政经验的大党，为什么在此刻提出要打造制度之笼，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这仅仅是服务于反腐败的短期需求，还是有着更为宏大的执政党法治转型的意义？我们需要从政党类型与功能的区分上，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本文第四部分会对备案程序进行专门解析。
我们非常真诚地期待，在总书记的要求以及两部党内立法法的具体制度性的规定之下，中国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依法治党的进程的展开，能够获得大的提升，能够最终贡献于党法和国法之间的法治协调，能够贡献于法治中国更加完备的体系建构。党内法规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38年，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
31 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学分析，参见田飞龙：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定位及其合理化需求，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这就必须要建立统一、规范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才能够在更宏观的层面，在党法与国法协调组成的更大的法规范体系之内，保证法制的统一。
因为我们执政党的建章立制的行为，会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包括法律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它也直接影响了群众的利益。同时，八二宪法的序言部分将四项基本原则规定进去，这成为衔接党法与国法的宪法依据。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都需要通过政党作为制度中介来组织国家权力，来推动国家的立法。相关原则之间既存在纵向的规范分层关系，也存在横向的互补与适度交叉关系。
这是一部党内法规如何生产的三个阶段。第二，确立了党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具体法治措施，即与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党内法规制度需由党内审查程序予以撤销或废止。
这使得审议批准程序与起草程序在要点对应上出现了一定的错位，省略掉了对征求意见当中的专家意见与公众意见的审核要求。第一种就是书面形式，通过所谓函件的形式，由被征求方在指定时间里反馈书面意见。
党内法规原则上调整党内的事务，包括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它表明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立法的进程是具有延续性的，同时又不断地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加以优化。
